新刊 | 孙歌：杨绛的“打扫战场”
编者按
2016年，杨绛先生的去世，引发了一轮“杨绛热”，北京四号线地铁站甚至出现了纪念性的广告。这一切，都引起了孙歌的关注，她试图通过这篇文章，推进对中国知识界某些盲点的思考，并与大家共同探讨：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里，我们该如何安顿自己的精神生活？
杨绛的“打扫战场”
文 | 孙 歌
（《读书》2017年5期新刊）二〇一六年发生了许多事情，对我而言最难忘的，却是一个稍纵即逝的事件——杨绛先生逝世所引发的社会效应。平心而论，为了“打扫战场”而在亲人离去后留在人世间近二十年的杨绛先生，大概最不喜欢看到的，就是这个她再也无从“打扫”的局面吧。
杨绛
我并未热心地关注杨绛效应，虽然听说她的一些说法被转化为“心灵鸡汤”，听说许多未曾读过她作品的人也加入了对她正面或负面的讨论，甚至听说还出现了山寨版的“杨绛语录”，但是这些一过性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并不稀奇，我觉得这一切与其他辞世的著名文人学者引发的短时性关注未必有什么两样。尤其是刻意低调地与社会保持距离的杨绛先生，她在喜新厌旧的传媒世界里能热多久呢？
然而某一天，我却在北京地铁四号线车站看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画面，那是车站入口处设置的大型电子广告宣传栏，顶替了原来由当红明星牵着爱犬宣传为自己宠物负责的广告，出现了一幅在大众传媒宣传里鲜见的素雅恬淡的画面：纯白色调的背景上，简洁的杨绛木刻头像，配上同样简洁的两句话：我们再见了，您们团圆了。一百零五岁杨绛先生走好。
北京地铁四号线缅怀杨绛先生的电子广告。（来源：新浪/田超供图）
假如这幅画面出现在三联书店，我大概不会有什么感觉。然而它出现在并不直接与知识界相关的地铁车站里。作为一位不从事社会启蒙工作的翻译家，作为一位终生在“我们仨”的视域里从事精神生产的传统书斋文人，杨绛先生并不具备那种被知识界之外的人们关注和喜爱的条件，她甚至都不可能在知识界主流获得一致的评价；然而，她却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出现在了地铁车站的广告牌上，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幅广告的诞生，它都意味着更广泛的社会关注。孤陋寡闻的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其他著名文人离世后出现过类似的景象，我不免有些疑惑——杨绛先生的生平、著述特征与地铁广告之间的这个反差，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当然，现在这幅纪念广告早已被下一幅广告取代，杨绛热也已然降温，抱布贸丝的匆忙世间或许早就把她遗忘，杨先生可以安息了。客观地说，这幅广告以及杨绛身上足以吊起传媒胃口的那些要素，都不可能承载过于沉重的历史内容，这一页几乎是立刻就被翻过去了。不过，在地铁车站里出现过的这幅广告，却透露出一些难以被忽略的信息，它们为我打开了一扇思考的窗。
在杨绛热的那段日子里，由她翻译的英国诗人兰德七十五岁生日时所作的小诗《生与死》曾经一度流行。这首诗在民国时期有好几个翻译版本，但是现在，大家众口一词认为杨绛的翻译最传神：“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人们一致认为杨译最为传神，我相信原因恐怕不在于翻译本身——这首诗同时也是杨绛的生平自述，她用自己的活法诠释了这首诗。不争，不屑——在翻云覆雨的历史中，“我们仨”活在人世间，人世间却无法进入“我们仨”。执着地生，安然地死，在风起云涌的大时代里，在几乎没有自由空间的日子里，人仍然可以坚守内心的自由，并以这份坚守为基点，进行虽然有限却不妥协因而不失自尊的真实选择——《洗澡》描绘的，不就是这样一种人生的节度吗？
不争和不屑加在一起，构成一种政治态度，而且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稀缺品种。其实杨绛一直在争，她的不争，绝非犬儒式的冷眼旁观；只不过，她争的内容并非世俗意义上的个人利害，也不是易于理解的代言社会疾苦，而是作为人的精神尊严。倘非如此，她为何要亲自一件一件地“打扫”（即自己来说明）一辈子留下的痕迹，且明言打扫的是“战场”？当然，杨绛一生的“战场”都在知识圈内，《洗澡》与《围城》一样，揭露的都是知识分子内部的苟且、龌龊、尔虞我诈；这个曾经让杨绛夫妇心寒的、让一代又一代人在面对名利诱惑时发生分化的知识状况，至今依然是“知识界”的生态景观。杨绛的争与不争，以极其纯粹的个人形式，表达了学术政治中个人选择的可能性与选择的艰难——国家政治如何被转化为日常政治手段，每当历史大转变的时刻，势利小人如何假借冠冕堂皇的政治正确之名，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而在这样的知识状况中，为了保持精神上的尊严，正面的抵抗未必有效，低调的坚持也未必是逃避，或许“不争”才是最真实的选择——杨绛所描绘的这一切，尽管是学术圈内部的状况，却也正是整个当下社会的曲折反射。正是在此意义上，杨绛的“不争”，也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和政治立场。它所折射出的不卑不亢、温和坚定，并不是被动与怯懦，而是一种区别于通俗意义上“抵抗”的抵抗。
杨绛：《干校六记》（三联书店，1981），《将饮茶》（三联书店，1987），《洗澡》（三联书店，1988）
也许“杨绛现象”并非如同杨绛热所炒作的那么简明易懂，在我们这个物质泛滥、精神贫瘠的时代里，对于“立场”的分类十分粗糙和简化，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关于杨绛为什么没有成为代言社会疾苦的知识分子的质疑和对她的辩护：质疑者认为，既然杨绛与钱锺书夫妇拥有优越的著名学者地位，且与文化界权力人士有个人私交，为何不能介入社会时政，为弱势者代言？辩护者则强调，不能要求所有知识分子都成为公共性的知识分子，他们有权利选择个人的知识方式。其实，杨绛的一生并不能归入这两种形态，她恰恰是“以出世的方式入世”。这当然令人联想起历史上的“竹林七贤”以及各个时代的文人雅士，他们中至少有一些人，其“不问时政”却未必是远离政治，而是清醒的政治态度。地铁四号线的广告策划人，或许读懂了这一点——在滚滚红尘中低调“不争”的杨绛，留下的难道不是对这个社会最有力的批判么？穿透眼前的磨难，这种态度不是在昭示一个往往被忽视的真理么——即使我们拥有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如果没有作为人的精神品质，我们仍然不可能拥有理想的生存状态。在一切被功利化的今天，社会精神的失衡往往被归结为外在的原因，反抗与妥协则被视为仅有的两种可以选择的思想立场。而生时的杨绛不得不亲自“打扫战场”，难道不是因为她直觉到“我们仨”的难于归类和难免被曲解么？
地铁四号线何以推出这样一个广告，对我而言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不过我至少可以从中体会出杨绛对于今天社会的特有吸引力。她和去世的亲人，都曾活在精神生活的丰饶和物质生活的简朴中，“我们仨”共享了一种对于苦难和快乐的独特理解；而且——在雾霾袭扰的北京，这位深居简出的老人居然淡定地活到一百零五岁。我猜测，杨绛先生或许用生命之火照亮了当今社会的某些盲点，让人们突然领悟，在浮躁与焦虑的现代，原来可以有另外一种活法；为了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寻找一块净土，未必一定需要投身佛门或皈依上帝，心远地自偏，人心的救赎，说到底还是自己需要担负的责任。杨绛与钱锺书这对文人的一生事业，虽然并非寻常人可比，但他们不是英雄，也是常人，也有缺点，也会犯错。因此他们的活法，是寻常人完全可行的。问题只是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具有足够的智性，可以体会其中的真谛？
大众文化中“杨绛热”的出现，与她本人一生著述、翻译作品的“小众性”，形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反差。早年钱锺书逝世的时候并没有出现大众层面的钱锺书热，也正反衬出杨绛热的时代特征。当物质消费已经不再能转化为人们的幸福感的时候，当整个社会处于焦虑与浮躁状态的时候，钱、杨的低调生活，才鲜明地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稀缺品质，成为并不阅读他们的普通人也会产生共鸣的文化符号。杨绛的“打扫战场”，绝对不是一个通俗易懂的行为，这是她面对人们对于钱锺书和她本人作品可能产生的各种误读所进行的决绝的对抗。为了这个“战斗”，她活到了一百零五岁，这是与浮躁时代抗争的需要，并不是寻常意义上的养生使然。杨绛热或许并没有关注杨绛这个决绝的战斗姿态，却并没有误读她的低调。多数纪念文章与报道聚焦于她翻译的兰德那首小诗，字缝里透露出我们这个时代特定的苦闷和骚动。不争与不屑，并不是犬儒主义，而是在肤浅的时代里最为难得、最为真实的坚守与抗争。大众文化在竞争与贪欲膨胀到极限的时刻，到底还是透露出一丝倦意——杨绛热的发生，正是起因于无休止的物欲崇拜把社会推向了极端，本来并不具有深厚历史政治含量的杨绛现 46 33236 46 15535 0 0 2999 0 0:00:11 0:00:05 0:00:06 3120，却反倒成为这个浮躁年代的解毒剂。如同天边的闪电一样，它瞬息而过，然而，它却在这个瞬间照亮了模糊而沉重的人性面孔：当功利主义成为物质与精神生产的唯一标准时，当实用主义成为衡量思想品质的工具时，人们正在失掉理想，变成被物欲所驱动的经济动物。
杨绛译著：《小癞子》《堂吉诃德》《裴多》
杨绛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她近乎洁癖的行为方式表达了人对于生命价值的一种富于个性的理解，表达了在政治状况极度严苛的情况下，可以以何种方式坚持自己的“理想主义”。假如没有《洗澡》《干校六记》，杨绛的低调也许仅仅是洁身自好；但是由于有了这两部作品，“不争”与“不屑”就获得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也可以说，有了前面的两部作品，《我们仨》才拥有了可以从字缝里读出的历史意味。当然，我不是在强调杨绛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理想主义的本质，很难把这么重的课题强加给她。但是她的特别却在于，以难以被简单复制的个性化方式，开启了无数理想之窗中的一扇。
网络流传的杨绛先生刚去世时工作人员贴出的告知
关注杨绛热，在于我仅仅试图以此为契机，推进一个处于知识界盲点的问题意识：就抵抗的效果而言，并非所有的抵抗都必须是高调的和直接的，理想是否具有生命力，要看它是否植根于人类的苦恼，是否有可能转化为剖析现实的媒介；然而在浮躁的年代里，似乎除了高调的直接介入现实之外，人们缺少对于其他介入方式的理解力。与此相应，知识界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也不免急于求成地向思考要求实用功能，却很少怀疑这些“实用”的解释与分析是否真的把握了现实，是否真的有效。立场之争大于思考的多样性，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缺少宽容，而是因为缺少思考所必要的想象力。想象力在一个浮躁的社会里很难发育，因为它往往是没有现实功能的。杨绛先生去了，她却留下了这个意味深长的课题：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里，我们该如何安顿自己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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